二战后美国做了哪些措施使其对处理日本战后问题掌握全权?

二战后美国做了哪些措施使其对处理日本战后问题掌握全权?
二战后美国做了哪些措施使其对处理日本战后问题掌握全权?

二战后美国做了哪些措施使其对处理日本战后问题掌握全权?
要裕仁发表人间宣言,解散财阀

战后日美关系的演变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美两国结成特殊紧密的关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日美两国力量的消长，日美关系多次调整，日美两国亦由敌对发展同盟。
日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处理问题，日美结成了特殊的紧密关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日美两国力量的消长，日美关系在内部多次调整，不但影响其各自国家的内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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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美关系的演变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美两国结成特殊紧密的关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日美两国力量的消长，日美关系多次调整，日美两国亦由敌对发展同盟。
日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处理问题，日美结成了特殊的紧密关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日美两国力量的消长，日美关系在内部多次调整，不但影响其各自国家的内外政策，同时也影响着亚太地区局势、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尽管日美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但维持正常的双边关系一直是其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日美两国一直在谋求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因此研究日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于探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集团战败而告终，日本成为战败国。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了日本全境。1945年8月12日，杜鲁门任命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君临日本。9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该文件写明：“占领军应由美国认命的最高统帅指挥”，“如果主要盟国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政策应居主导地位”。“最高统帅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和制度（包括日本天皇在内）行使自己的权利”。[1]如是，美国便确立对占领的领导权和间接统治方式。
日本是美国争霸太平洋地区的宿敌，早在战争结束前美国既已决定借日本投降之机彻底削弱日本。《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明确“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标是：（1）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2）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任的政府，该政府尊重他国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2]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占领初期，占领军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和削弱日本的措施，实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一）解散军事机构；逮捕并审判战犯；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团体；禁止军事科学研究和军需生产；实行严格的赔偿计划。（二）颁布五大改革指令：赋予妇女参政权和妇女解放；保障工人的团结权和团体交涉权；废止具有压制性质的各种制度；教育自由化；经济民主化。（三）进行两次农地改革，改革长期以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主意基础，阻碍民主化的半封建土地制度。（四）解散作为侵略战争推动力量的财阀。（五）修改日本宪法。新宪法废除了天皇亲政的原则，天皇只作为国家的象征，宣布主权在民，确立基本人权，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建立日本政党制度。新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3]
上述改革是具有战略性的措施，意在摧毁日本军国主义根源，消除军国主义影响；对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是十分有必要的。遗憾的是，实施两年，上述改革还远未完成，美国政府却嘎然刹车，对日政策从惩治改造转为复兴扶植。
二战后，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势力剧增，冷战开始；中国革命的胜利使美国将中国作为其稳定亚洲的中心的企图成为泡影，打乱了美国的亚洲战略；朝鲜、越南政权相继建立，亚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针对这种形式，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提出“新的对日占领政策”，即“培育一个强有力的日本政府”，“要使日本在今后对付可能在远东发生的新的集权主义的威胁方面，充分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4]简言之，美国改变其初期占领政策，开始扶植日本在亚洲执行其遏制中国和苏联的冷战政策。
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在实践上，早在1947年就开始了。 美国终止了对日本的改革进程，如陆续释放战犯，停止拆除工厂，承用被整肃的前官员等等。与此同时，占领军当局缓和了对日本的种种限制，放宽了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帮助日本复兴经济。美国为日本制定并强制执行《稳定经济九原则》和道奇路线，此举缓和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混乱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把日本变成后方军需工厂，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本从战争中收益大量外汇，对其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二、从敌对到伙伴
旧金山媾和是美日关系演变的里程碑。
随着冷战加剧和亚洲革命浪潮的澎湃发展，美国政府希望日本尽早摆脱《波茨坦宣言》以及其他国际协定的约束，结束“盟国”的占领，以“和平独立”的成员回归国际社会，为其所谓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亦将美国完全控制日本的局面合法化、长期化。为此，美国政府早在947年即提出对日媾和设想，但军政界意见分歧；其媾和程序又遭苏联反对，对日媾和问题便搁置下来。
日本方面则与美国不同。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最大心愿就是能够在任期内同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缔结媾和和约，实现日本独立。这是吉田茂魂牵梦绕的抱负。就当时的情况看，日方比美方更急切。吉田茂采取了主动。
1950年2月，吉田首相派亲信池田勇人为媾和一事秘密访美，探听到了美国对媾和的真实想法。5月，吉田首相在池田藏相再次访美时即带信给美国：“日本政府希望在尽早时机缔结对日和约。并且鉴于美国方面不便提出和约缔结之后美国军队仍有必要驻扎日本，以保障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这一希望，日本政府愿意研究一项由日方提出建议的方法。”[5]由是，日美双方在媾和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促使美国加快了媾和的步伐。
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52个国家（中国排除在外）参加，49个国家（不包括苏联）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次年4月和约生效。
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开幕词说：“当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和会的席上，为了今后在我们之间消除胜者与败者的区别，共同成为寻求和平的伙伴时，让我们抛弃一切恶意和憎恨吧！在我们之间，既无胜者，也无败者，只有为和平而互相协力的同伴。” [6]日本首相吉田茂也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说：“在这里提出的合约，并没有惩罚性和报复性的条款，对我国国民并没有加以永久性限制。他使日本恢复了完全的主权与自由，使日本成为了自由、平等的国际社会一员。这个和约不是复仇的条约，而是‘和解与信任’的文献。日本全权代表欣然接受这个公平而宽大的合约。” [7]
和约总纲宣告：“各盟国及日本决定，他们此后之关系将是由主权的平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友好的结合下进行合作。”条约规定：“日本与每一个盟国间之战争状态依照本条约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自日本与该国间所缔结之本条约生效时起，即告终止”。各盟国所有占领军，必须在和约生效后的九十天内撤出日本。“但本款规定并不妨碍外国武装部队依照或有一个或二个以上的盟国与日本业已缔结或将缔结之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在日本领土上驻扎或驻留。”“各盟国方面承认日本以一个主权国家资格并得以自愿加入集体安全协定。”和约规定：日本的冲绳岛等岛屿由“联合国托管，而以美国为唯一托管当局”，“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居民行使一切行政、立法及司法权力”。[8]《旧金山和约》结束了盟国对日本的全面军事占领，盟国占领机构取消。日本被缔约国承认为独立国家。同时，和约亦为美国继续驻扎日本留有空间，这与托管条款使得日本的独立实际上是不完整的。和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日美两国的关系，但两国间的具体合作，尚需另立条约。
在《旧金山和约》签字的同一天，日本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美国签订《日美安全条约》。这个条约主要是确立和约生效后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关系和美军在日本的特权。对于日本和美国，其意义较之《旧金山和约》更为重大。条约总纲写道：“和约生效后，日本将无有效工具来行使它自卫的自然权利，因为它的武装已被解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遇到危险，……因此，日本希望与美国签订一个安全条约。”“日本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在日本国内及周围驻扎其武装部队，以防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作为日本防御的临时办法。”条约规定：日本向美国提供陆海空军基地，美国则“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日前愿意在日本国内和周围驻扎相当数量的武装部队”，“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和日本免受外来雾转进攻之安全，包括根据日本政府的明显要求，为镇压由于一个或几个外国之煽动和干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速给予的援助”。[9]1952年2月8日，日美两国签订《行政协定》，规定实施《日美安全条约》的细则。根据这个协定，美军可以在日本的任何地方设立军事基地；美军及其家属犯罪不由日本判处；日本要分担美军驻留日本的部分费用。《日美安全条约》毫无双边性可言，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如此一来，日本实际上处于美国的半占领之下。
《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从一个被占领的战败国演变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以独立的身份参加国际社会。《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条约》和《行政协定》三者构成日美关系的体制，即旧金山体制或安保体制。这一体制的建立，标志日美两国之间从敌对关系演变为附属伙伴关系，即主子与小伙计的关系。日美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安保体制被视为日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双方共同维持。但这个框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是历史发展的终点，只是一个过程。国际关系没有终点，永远是过程。
三、从伙伴到同盟
安保体制的确立，成为日本振兴经济，重返国际舞台的起点。1945年，日本的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此前，日本已于1952年4月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开始步入国际经济舞台。吉田茂因为坚持从属美国的外交路线而垮台后，继任者鸠山一郎顺应时势，顺应民心，上台伊始便提出自主外交，表示愿意同苏联和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政治关系。1955年10月，日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日、苏联合宣言》。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了外交关系。同年12月日本加入联合国，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回归国际社会。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朝野对《日美安全条约》的不满情绪逐渐增长。从1953年起，日本各界不断爆发反对美军基地、争取民族独立、和平和民主的各种斗争，1959年达到高潮。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界也要求改变安保体制下依附于美国的不平等地位，增加对美国的发言权，把单边性条约改为双边性条约，希望与美国对等。1955年8月鸠山内阁外相重光葵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修改《日美安全条约》，遭到美国拒绝。岸信介继任日本首相后，继续为修约而努力。日美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谈判，美国出于远东战略的需要，为了更好的利用日本，最终同意修约。1960年1月9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代替旧的《日美安全条约》。修订后的条约具有如下新内容：（1）删除了驻日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内乱和不经美国同意日本不得将基地和基地有关权利等给予第三国的规定。（2）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防伪义务。(3)增加了日美两国“随时就本条约的执行问题进行协商”和加强“经济合作”的条款。规定条约有效期为10年。因此，新条约一方面扩大了日美两国的合作范围，加强了日美军事同盟，进一步明确了两国在政治、经济及安全保障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加强了日本的自主权《日美安全条约》，提高了日本与美国的对等性。日本政府在1960年度外交蓝皮书中宣称：“《日美安全条约》的修改说明日美关系已经进入新时代，即进入了双方作为真正对等的国家、建立自由的合作关系的时代。”[10]次年，池田首相同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成立“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日美文化教育委员会”、“日美科学委员会”，以加强两国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美国总统首次称日本为美国的“平等伙伴”。
佐藤荣作出任日本首相后，积极着手解决战后日美关系中最为棘手的外交问题——小笠原、冲绳问题。他先后四次访美，与约翰逊和尼克松两任美国总统谈判。60年代末，美国出现衰退，经济再次出现严重滑坡；深陷越南战争泥沼难以自拔，国内反战情绪愈演愈烈；第三世界纷纷崛起；美国的全球战略日益暴露出战线过长、后方太远、兵力分散的弱点。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收缩战线，美国需要日本在亚洲的密切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视“日本在经济上是一个超级大国”，“今天出现了一个新日本”，[11]认为“到60年代中期，日本人开始强烈地感到我们继续管理冲绳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尊严和主权。如果我们不加响应，就有在我们关系中引起危机的危险。”[12]于是，1969年11月，佐藤首相和尼克松总统就无限期延长新《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国把冲绳岛行政权归还日本达成协议，并决定新《日美安保条约》及其有关规定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归还后的冲绳。1971年6月正式签署相关文件，1972年5月5日美国正式向日本移交冲绳岛的行政权。日本终于结束了在美国“半占领”下的“战后”时期。
6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60年代末，日本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从1965年开始，日本对美国的入超逐年扩大，两国间不断发生贸易摩擦，“纺织战”、“钢铁战”等等此起彼伏。虽经双方多次努力仍无法改变这种局面。经济地位必然要求与其相称的政治地位。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宏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的设想，而实现政治大国的基础是日美关系。日本政府强调“日美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础”，美国政府强调美日合作是美国太平洋政策的“基石”。1981年5月，日美联合声明首次肯定日美“同盟”。1983年1月中曾根提出“日美是命运的共同体”，表示日本“对维护日美同盟的认识，超出了仅仅改善两国关系的范围，而且要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更为广阔的领域与美国进行更大的合作。”
纵观60—80年代，美国的全球战略曾有较大调整，日本的自主性不断增强，但日美关系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其间的调整与摩擦都属于安保体制内的演变过程。日美两国出于各自的战略发展需要，从从属伙伴演变为相互依存的同盟。1988年1月竹下登首相访美时表示两国应结成“全球性伙伴关系”，1989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与布什总统一致宣称要加强日美“全球性伙伴关系”，共同处理国际事务。
四、冷战后的日美关系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为了实现其“一家独霸”的野心；日本为了实现其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梦想，对安保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强化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联盟体系。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访日，与桥本首相共同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提出对日美同盟进行“再定义”。1997年9月日美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确定了美日进行防卫合作的基本形式和内容。1999年4月和5月日本国会先后通过新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即《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正案》。通过这一系列外交活动完成了对冷战后日美关系的调整。小布什上台后更加重视同日本的同盟关系，主张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发挥日本的作用，加强美日同盟，把日本作为亚洲和平、稳定、安全和繁荣的重要基石“。
冷战后的日美关系，在基本框架上仍没有脱离安保体制，但在内容和层次上对旧体制进行了调整：（）安保体制作用的地理范围扩大，突破日本本土的界限正式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用“周边地区”这种模糊概念划定了美日安全合作的广阔范围。（2）加大了军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日美加强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联合开发和在对后勤保障的相互支援。原来由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借基地给美国的单项防卫体制逐渐向美日双向军事合作体制转变。（3）安保体制直接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国际救援行动相联系。美国希望日本在联合国的维和和救援行动中承担更多的义务，推动了日本争取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活动。美日联盟呈现加强趋势。
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及9.11事件，使美国政府争霸世界的心理达到狂乱的程度。美国要用北约控制欧洲，用竭力构筑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联盟控制整个亚洲。日本政府则急切地利用美国的全球战略达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的。来自参考消息的报道称美国政府将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汇总一份美军全球规模的整编方案，“削减驻韩和驻欧美军兵力，同时将驻日美军作为推进亚太地区战略的据点，强化其司令部机能”。届时日本将由冷战时的“共产主义防波堤”变成美军“推进世界战略的据点”。[13]日美正计划走向“世界性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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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这种模糊概念划定了美日安全合作的广阔范围。（2）加大了军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日美加强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联合开发和在对后勤保障的相互支援。原来由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借基地给美国的单项防卫体制逐渐向美日双向军事合作体制转变。（3）安保体制直接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国际救援行动相联系。美国希望日本在联合国的维和和救援行动中承担更多的义务，推动了日本争取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活动。美日联盟呈现加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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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这种模糊概念划定了美日安全合作的广阔范围。（2）加大了军事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日美加强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联合开发和在对后勤保障的相互支援。原来由美国保卫日本、日本借基地给美国的单项防卫体制逐渐向美日双向军事合作体制转变。（3）安保体制直接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及国际救援行动相联系。美国希望日本在联合国的维和和救援行动中承担更多的义务，推动了日本争取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活动。美日联盟呈现加强趋势。
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及9.11事件，使美国政府争霸世界的心理达到狂乱的程度。美国要用北约控制欧洲，用竭力构筑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联盟控制整个亚洲。日本政府则急切地利用美国的全球战略达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的。来自参考消息的报道称美国政府将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汇总一份美军全球规模的整编方案，“削减驻韩和驻欧美军兵力，同时将驻日美军作为推进亚太地区战略的据点，强化其司令部机能”。届时日本将由冷战时的“共产主义防波堤”变成美军“推进世界战略的据点”。[13]日美正计划走向“世界性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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