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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说
　　此书为北宋王安石所撰,共二十卷（一说二十四卷）.《宋史·王安石传》说：“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擢进士上第.拜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作《字说》,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英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后来新政既罢,此书遭禁而湮没,至今不传.
　　王安石认为汉字以音、形包含着万事万物之理,“其声之抑扬、开塞、会散、出入,其形之横纵、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新能也.”他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写作《字说》的,因此其中有许多穿凿附会之处.虽然此书已经佚失,但它曾盛行于当世,具有不少人为之音注训释和引用.所以从宋人的著述中还可以了解到它的概貌.如陆佃《埤雅》引用《字说》二十条、叶大庆《考古质疑》引用二十一条、杨时《字说辩》引用二十三条、朱翌《猜觉察杂记》引用二条、袁文《瓮牖闲详》引用4条、黄胡英《靖康缃素杂记》引用一条.明代著述也有宋人书中转引《字说》文字的,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曾引用十条、赵南星《南星全集》、王世贞《苏长公外纪》也有所引用,可能原出宋人笔记,今已失考.
　　《字说》的许多解释,实属妄为比附,贻人笑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种宋人笔记里,窥其一斑：徐健《漫笑录》载：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以‘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鸬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载：王荆公作《字说》,一日,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妇造侍见,因请其故.公曰：“解‘飞’字未得.”妇曰：“鸟爪反面升也.”公以为然.
　　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录》卷二十载：王荆公晚喜《字说》.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隅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之化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也.
　　从以上的例子可知,王安石《字说》多违背古文字学“六书”的条例,仅从楷书的点画释字,故不能得其要领.宋代陆游曾评论道：“王氏见字多有义,遂一概以义取之,……是以每至穿凿附会.”（《字说跋》）罗大经也曾记：“荆公解‘蔗’字不得其义.一日行圃,见畦丁莳蔗横瘗之,曰：‘他时节皆生.’公悟曰：‘蔗,草之蔗生者也’.”（《鹤林王露》卷三）足以证明王安石于形声字不能辨别,而一概用会意来逞其臆说.这种随心所欲、任意发挥的说字方法,与拆字如出一辙.不过,王安石的变法既为时人所诟病,《字说》便常引为笑料,宋人笔记中溢恶之辞必多.
　　为了更客观地评价《字说》,我们将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埤雅》所录《字说》的部分条目移录于次,以供进一步研讨：麇：獐、麋也.………《字说》曰：“赤与白为章,獐见章而惑者也.乐以和道而获焉.麇不可畜,又不健走,可缚者也；故又训‘缚’.《诗》曰：‘野有死麇,白茅包之’,言昏礼不以死物,故其生挚用雁,而饰羔雁者以绩.今以死麇,更以白茅包之,则皆非其礼矣.虽皆非礼,然犹愈于无礼,故序云：‘恶无礼也.’先曰‘死麇’,后曰‘死鹿’；先曰‘包’,后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恶无礼,其俗有隆而无杀.獐性喜山,麇性喜泽,鹿性喜林.故林属于山为麓,其字从鹿；麓,鹿之所在故也.鹿,林曾也；麇,泽兽也”.（卷三《释兽》）
　　獭：其字从“赖”,与“豺”从“才”同意.……《字说》曰：“豺亦兽也,乃能获兽,能胜其类,又知以时祭,可谓‘才’矣.獭非能胜其类也,然亦知根本反始,非无赖者.”（同上）
　　羊：《字说》曰：“羊大则充实而美.美成矣,则羊有死之道焉.《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同上）
　　虺：虺一名蝮.……《字说》曰：“蛇,螯人也,而亦逃人也,是为有‘它’.蝮,能之则复；其害人也,人亦复焉.”（卷十《释虫》）
　　樱桃：《字说》云：“樱主实,么雅柔泽如‘婴’者；栲主材,成就坚久如‘考’者.”（卷十四《释木》）
　　苋：《字说》曰：“■除眩,苋除医；遂逐永,亦逐蛊.”（卷十七《释草》）
　　《埤雅》所引,当是《字说》原文,而且每字释义首先完整,由此可见王安石字学的特征：不仅都是依括楷书形体释义,所说的也仍然多见乖违比缪.牵强附会者俯拾即是,则宋人所说的一些笑话,基本属实.
　　当然,《字说》也不是一无是处.叶大庆《考古质疑》指出：“近也王文公,其说经亦多解字,如曰‘人为之谓伪’,曰‘位者,人之所立’,曰‘讼者,言之于公’,与夫‘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歃血自明而为盟’、‘二户相合而为门’,与‘邑交曰郊’、‘分贝为贫’……无所穿凿,至理自明,亦何议哉!有如‘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晦庵亦或取之.”说明《字说》并非皆无是取.
　　我们知道,汉字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它的构造有一定的规则,如果仅仅片面地用会意的方法去解字,就会出现许多笑话.正如宋人叶造指出的：“凡字不为无义,但古之制字,不专主义,或声或形,其类不一.”（《石林燕语》）王安石《字说》中对字的解释,已经脱离了严肃的文字学意义,趋向于拆字游戏,只不过是没有预测吉凶的功用罢了.《字说》的出现与唐宋时期的测字风是互为表里的.《字说》成书以后,是作为“行政命令”颁行天下的,是靠政治力量强制推行的、包含诸多结论的一家之言,它最终被社会所捐弃,也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