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道路的发展变化

我国道路的发展变化
我国道路的发展变化

我国道路的发展变化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走着一条不同于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中国历史的逻辑是,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经济的特点,所谓国情,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对原始蒙昧时代,人们了解得少,就模糊地、大概其地认为,在今天中国的版图上,历史上发生过与西方大致相同的历史事实,生产方式从采集、狩猎、游徙逐渐转向种植、畜牧、定居,不同形式的部落氏族社会结构等等,没引起多少争论.
而在奴隶制社会就已经存在着东西方社会的本质不同,马、恩讲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其基础上的东方专制主义是东方奴隶制的特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在于灌溉型农业,需要采用农村公社的方式,需要由奴隶主国王代表社会集中占有土地,因此,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所有制,而西方的生产方式是非灌溉型农业,生产是分散的、主权也是分散的,早期的政权特征是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奴隶制,后有古罗马的共和制下的奴隶制,但实质上是典型的私有制.这样的历史区别,在过去的时代,曾按照欧洲文化中心的观念,表述为,东方是特殊的,而西方才典型.延续到今天,一些西方学者仍以西方的发展形态为正宗看中国,说你们从奴隶社会就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云云.但世界的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着什么普遍的奴隶制的共同形式和共同的普遍的发展道路,而只存在着若干不同区域的不同奴隶制形式,非洲、美洲、澳洲、欧洲、亚洲客观上没有一个是相同的.东西方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的形式.在这点上,一些有见地的西方历史学家做了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像汤因比《历史研究》十二卷,讲的是若干个文明形态和实体,综合地、多角度地研究了影响文明的诸多因素；韦伯研究精神、文化、宗教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人文因素；摩根去研究未开化的部落；英格尔斯从研究人的现代化角度研究社会变迁等等.他们没有把历史仅看作干巴巴的几根筋,仅从逻辑、概念角度去生硬地解剖,而是尽可能多地实证地去研究、考察由于多因素影响使然的历史的多样性.
封建社会,东西方同样是不同的.中世纪西方是封建采邑制为特征的土地所有制,东方是皇帝和地主阶级占有制为特征的土地所有制,当时,中国人认为东方是正宗,来自西方的马可波罗向西方宣传要学东方.明以前,中国的经济确实在世界领先过,著名的经济学家、前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秘书长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写道：“在宋朝的末期,中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的领先经济”.“同亚洲的其他部分或中世纪的欧洲相比,它有着更为密集的城市化程度和更高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4世纪时,西欧在人均收入方面超过作为亚洲领先经济的中国.”这也就是明朝是一个转折点.（明朝1368年―1644年）明之前,中国观念是中国老大.但当时的西方没学中国,结果是他们走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赶超了中国,这正是不争的中世纪到近代的史实.
中国近现代与西方也截然不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与西方不同与同在东方的俄罗斯也不同.但并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人用发端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夺取政权、取得胜利,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今天却有人站在反历史的立场,要求简单地照搬西方,以西方为正宗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难免会有主观色彩和片面性、局限性,因为,我们几千年来,从来走的是自己的路.
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我们从对生产力做历史考察说起,生产力本身有没有生命、历史和历史积淀、记忆、价值记忆这样的东西存在呢?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生产力中最鲜活的因素是人——劳动者,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只是人的附属物（但它们尚有发展史,在一代一代积累中成长变化）.它们一起构成一个体系,是一个活的有机联系体系.传统生产力讲的是三要素,而实际上是综合元素组成的体系,而且在历史长河中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其中要素在变化,要素中的人起关键作用.人们对生产力要素的认识要有时代感,也要有历史感,知晓中国的生产力的过去和历史.
中国的生产力是一个有自己历史特质的生产力体系,它是流动的人的活动的历史.因此,它有历史积淀、记忆和价值记忆.过去我们强调生产经验、技能的历史积累、积淀,而较少注意生产力中凝结的、一代代传承,虽然动态但仍有“历史基因”的心理、观念积累、价值观记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只是出于认识上方便,选择各个角度去认识、描述生产力的历史,也可以说在确定角度时就有了认识的局限,因为生产力中各要素,尤其是人本身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记忆、积淀与生产经验、技能记忆、积淀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它们之间是有机统一的,是客观存在、动态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