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孙中山能够战胜黄兴当上同盟会首领?

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孙中山能够战胜黄兴当上同盟会首领?
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孙中山能够战胜黄兴当上同盟会首领?

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孙中山能够战胜黄兴当上同盟会首领?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冯自由语）辛亥革命期间流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说法,众口一词都说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当时出版的《血书》有《黄兴小史》,其中言：“黄非思想家,亦非言论家.实为革命党中惟一之实行家也.故党中最重黄之声望,直可与孙逸仙齐驱并驾矣.”孙、黄并称其实不是偶然,黄兴（1874～1916）虽然比孙中山小了八岁（比谭嗣同小九岁,宋教仁、蔡锷同年,比他又小了八岁）,但在二十世纪初那次重大历史转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信仰共和的革命阵营中,拥有更广泛的追随者.章太炎手书的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可以看作是对黄兴的盖棺论定.
据举人出身的吴稚晖回忆,1901年在日本,有人约他去见孙中山,他以为孙不过是“绿林豪杰”,所以不想见.后来他听说孙中山是个书生,也以为不过是刘秀、邓禹之流,还是不想见.直到1905年的一天,他在英国,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才感到很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他颇有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汶［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当年留学欧洲的朱和中也回忆说,孙中山去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时,他念着孙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孙问其故,他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孙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不过孙中山1916年7月15日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确与传统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读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与孙中山相比,黄兴本来就中过秀才,又是两湖书院的高才生,在留学日本之前,即已“字习东坡,文宗韩柳”,旧学的根基不浅,使同时代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他.在1905年之前,孙、黄没有任何联系,因为黄兴创立华兴会,独立领导了两湖的革命.随后,黄兴的许多朋友、同志都成了留日学生,并先后成了同盟会的领导和骨干,如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光复会领袖（如李燮和原来就是华兴会员）多与他更为接近,辛亥之后立宪派的要员也与他的关系融洽、密切.尤为重要的是,黄兴几乎直接指挥、领导了大部分的武装反抗行动,与军界的关系更为紧密.虽然世人都说黄兴是“常败将军”,但黄兴虽败犹荣.正是他在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才为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汉阳兵败之时,他一面引咎辞职,一面准备与汉阳共存亡.李书城等则力劝：“军家胜负无常,今二十余省之响应而独立者,已三分有二,必能指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故汉阳城暂时之得失,似已无足深忧.而公之一身,则关系大局,较汉阳尤重,万望留以有待.”强拉着他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舷,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后果不堪设想.
即使在“二次革命”中颇受孙中山、陈英士等人的非议,但从黄兴在南京兵败“走麦城”之前请徐宗汉照顾儿女的家书看来,他早知战事前途并无把握,内心痛苦而从容,随时准备一死报国.这封信带有交代后事的遗嘱意味.所以当南京即将三面受敌之时,部下亲信日夜随侍左右,也是深恐黄兴“悲愤自杀”.
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的重要职务.黄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但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太清楚的原因,即他是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九十三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诚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1912年,孙、黄先后进京,北京舆论对于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和黄兴的真诚笃实无不交口称赞.当时名记者黄远生对孙中山不无微词,而对黄兴却是评价甚高.他在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一笑.”
国外舆论也都这样认为.1912年9月29日,黄兴与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见面.康地事后回忆说：“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发表驻北京记者的通讯,其中就有这样一番判断：“但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
早在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就已是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他的经历赢得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不是偶然的.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海外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筹款）.在民国初创之际,人们重视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各方看好乃是顺理成章的.辛亥之际,在孙中山回国前黄兴主持处理了大部分军政、民政要务,包括筹款、议和等重要事务,经受了一切考验,“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比与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一句话,黄兴具备了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的性格使他自愿担当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是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